9月28日，信息文明与当代哲学发展论坛暨译著发布会在上海社科院举行。上海市社联主席王战、上海市哲社规划办主任李安方、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方松华分别致辞。开幕式由上海社科院创新办主任汤蕴懿主持。

会上发布了“信息文明与当代哲学发展译丛”，分别是：《信息伦理学》、《在线生活宣言：超连接时代的人类》、《无线：网络文化中激进的经验主义》、《数字方法》和《创建互联网智能：荒野计算、分布式数字意识和新兴的全球大脑》。据介绍，这套译丛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是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“信息文明的哲学研究”完成过程中组织翻译出版的。5本书之间有着鲜明的逻辑关系，从信息伦理学、到互联网哲学，再到人工智能哲学，呈现出阶梯式递进，展现了信息文明和信息技术全部框架，尤其是对信息文明可能涉及的哲学问题均有所提及，既有现实性，也有前瞻性。在随后的讨论环节，王战教授、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教授、山西大学副校长高策教授和上海大学王天恩教授等4位嘉宾围绕书中引发的部分议题进行了对话。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成素梅主持译著发布和讨论。

共享主义与共产主义有什么异同？

成素梅：信息文明塑造了共享性思维和相互性思维，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，形成了共享经济模式，缔造了数字社会主义共享。这是否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现实途径？共享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什么异同？

刘大椿：信息文明和工业文明有所不同，工业文明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阶段，但是这个阶段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信息文明成为了主导的文明。信息文明在今天由于智能革命又进入到新的阶段。智能革命是新的产业革命，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、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新的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从思维方式来说，它和工业文明有很大不同。概括地说，工业文明是以决定性的思维方式作为标志，讲的是因果性。但是在今天，特别是在大数据、物联网、云计算的背景下，相关性的思维方式取代了决定性的思维方式。这个思维现在已经在各个方面得到应用，比如说共享经济，由于在今天的大数据和信息手段中，我们可以采集到各种各样的信息，因此我们就可以给人们的需求作出相关性的分析和判断。共享主义从哲学上讨论，是不是意味着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？在我看来是存在的。就好像机器大工业的直接后果是资本主义，共享经济和共产主义有增量关系，即技术的可能性为新的社会变革、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提供了可能。两者虽然有联系，但并不是一回事，共享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，不是所有权的概念。比如拼车，车的所有权还是拼车公司的，消费者只是使用车，所以我们对共享经济的发展要看到两个方面，特别是不要把共享主义与共产主义混淆起来。

王战：世界已经进入了地球拟人化的阶段。什么是地球拟人化？从科技哲学概念来说，人类按照自己的认识和意志把地球拟人化，工业社会是它的肌肉系统以及相关的系统衍生，而现在人类在为地球装神经系统。第一个阶段是为地球装神经元，就是单片机时代，然后就是互联网时代，装了神经系统需要能够感知，就有了物联网，感知要派用场，所以就进入第四个阶段——人工智能时代。信息技术是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，也就是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而并不是必然性。有了神经系统，需要大脑中枢神经来判断，这就提出了全球治理系统的问题。如果没有治理系统，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技术越是发达，电信诈骗就越是厉害，黑客层出不穷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信息文明是非常重要的，其中既包括他律，也包括自律。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很有可能在信息文明中实现。

阿尔法狗应不应该下围棋？

成素梅：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目前有两种态度：威胁论和发展论。威胁论认为，人类成为机器人奴隶，将被机器人消灭，因此要管控人工智能。发展论认为，威胁论的担忧没有依据，相较于恐惧人工智能对人类带来的威胁，寻找新的途径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是当前要关注的首要问题，未来人工智能的实现，对于人类社会进步和理解人类心智都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。会不会出现“全球大脑”？我们为此应该做什么样的思想准备？

王战：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：阿尔法狗应不应该下围棋？现在我们可以交给机器做很多事情，比如说生产线上简单重复的劳动，因为它对人性本身是一种压抑。那么，给人带来幸福感、获得感的东西是不是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做？最简单的衡量办法就是看自从阿尔法狗和围棋选手下棋以后，学围棋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。用这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，如果下围棋的人少了，我们今后在信息文明上就应该有一条，凡是能够给人带来愉悦感、幸福感的活儿，最好机器人不要碰，否则会影响人的幸福感；如果最终发现能激发更多的人喜欢下围棋，阿尔法狗就可以继续下围棋。

刘大椿：我个人认为，互联网也好、人工智能也好，在今天的社会中人还是主体，但是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“第三世界”，也就是说，人工智能本身有可能在人的主体之外会成为客体的思维。但由于思维的实体在人类的控制之下，所以人工智能不会成为和我们人类主体本身相媲美的东西，它只是一个中介。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，不能让技术自主地走下去，不能简单地让技术自行其是；让技术自行其是，也是让那些控制技术的人自行其是，有可能会走到反面。不管技术怎么发展，不管人工智能如何发展，未来还应该是真实的人作为主体，应当是为他们的生活和幸福谋福利。

王天恩：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。我认为“全球大脑”不存在，人们不用担心。但是这也反映了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向，就是会互联，因为智能化的结果就是相互性越来越强，而相互性越来越强，智能互联就会越来越厉害。我们每个人必须明确在互联的结构里面处于什么样的位置。动物，它的生存意义是自然，吃穿本身有意义，但是人必须生产思想才有意义。

高策：“全球大脑”从科学上有没有可行性？这是很关键的问题，如果科学上没有可行性，讨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。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，信息文明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现在的信息革命，是以半导体微电子、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；第二个阶段就是量子革命；第三个阶段将会涉及到人类对自然界的终极认识，到那个时候，很多现在看到的问题会迎刃而解。穷尽思维功能可以创造和人同样能力的人工文明，科技上有没有可能性？如果科学上有可行性，我们就要在哲学上追问，这事现在需不需要研究？或者哲学上有没有能力研究？科学前进一步，哲学就该退后一步，看清楚底线在哪里。

如何摆脱既追求发展又恐惧发展的二元困境

成素梅：互联网不仅具有重构一切的能力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况，比如在线生活和无线生活。手机在身，生活无忧，不仅带来生活的便利，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真假难辨、注意力分散、隐私泄露等一系列问题。当我们生活环境变化太快，原有的生活框架不足以解决新问题的时候，就会出现风险。我们应该如何摆脱既追求发展又恐惧发展的二元困境？

高策：现在量子计算机和量子信息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。针对信息量过大，量子信息技术出来以后，能够把有用和需要的东西分析出来，比如要搜索某某教授，如果要一个个搜索，需要花一点时间，但如果有了量子信息，一下子就能搜索出来。

刘大椿：为什么在信息社会、智能革命中，我们会有焦虑感和恐惧感？一是因为我们想的东西，技术上不能实现，或者我们还没有到那样的水平，其他国家其他人已经做到了，这就会有所焦虑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们技术上已经达到了，但是出现了很多不完全是技术产生的问题，比如隐私，现在我们用网上金融非常方便，但是出现了许多骗局，这些骗局怎么对待？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人们产生恐惧、焦虑是不奇怪的，因为我们搞不清楚以后会怎么样。智能社会的不确定性让我们感觉到焦虑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意味着，在互联网时代，或者在信息时代，并没有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取消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有更积极的作为。

王天恩：信息时代、文明时代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涌流，而且是精神财富不断涌入的文明，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更多从事思想生产，从事创新。创新同时也意味着不可预期，扑面而来的未来的一个方面，就是越来越不可预期，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更多机会。不考虑越来越远的未来，就不可能在当下找到立足点。因此，必须把未来更多纳入到今天，从而更好把握未来。

王战：信息社会在呼唤信息文明，这个问题太重要了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案例说明这个问题。1992年我考察美国农业，在美国国会，他们告诉我，美国的农业统计法规定，在统计农作物收成的时候，跨州是不能打电话的，统计员如果跨州打电话，是要被抓起来的，最重判7年徒刑。那个时候还不是信息社会，信息的传播已经受到法律的限制。为什么判这么重？因为要保证期货交易所的信息是完全准确透明的，否则造假就完了，这是属于信息文明范围的。现在信息文明大大落于信息技术的发展，缺乏信息文明的伦理道德规范、法律规范，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研究的问题。

在随后举行的论坛发言中，与会者围绕“数字化与人工智能”、“人工智能与哲学”、“信息文明与人类未来”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。来自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社科院、北京语言大学、北京邮电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上海大学、东华大学以及上海社科院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。本次会议由上海社科院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、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、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同主办。